战后香港的国语电影:你所不知道的香港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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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部只用了半个月时间拍摄的电影,苏涛更提出了一个颇有深度的新观点,即角色双重反串中的女性意识之觉醒。所谓“双重反串”,一方面是祝英台女扮男装前往杭州求学,另一方面,在现实层面,故事中的男性角色梁山伯,扮演者是厦语片出身的女演员凌波。前者在情节上,将祝英台这个人物形象打造成了独立的行动主体,她机敏、自我、敢作敢为,最终的“化蝶”虽是悲剧收场,导演却借助大量音乐和来自日本的特技画面,赋予了她不让须眉的气魄和胸襟,后者则是由彼时明星格局所决定不同于女星常常被视为“花瓶”的现状,在五十到七十年代,直至新武侠片出现之前,女明星在银幕上总是玲珑百变,反观男星如乔宏、雷震等,他们的形象却大多是脸谱化的硬汉或小生,显得薄弱甚至缺席。在如今港产片中,女性角色往往是被家庭所束缚的贤妻良母,抑或是展示身材的青春肉体,若不回顾历史,我们可能不会知道,影坛有这样一段阴盛阳衰的过往,曾几何时,女性才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主要力量。

  电影里随处可见古典传统色彩,从摄影棚中搭建的亭台楼阁,到学堂里所吟诵的《论语》,它们都与游子们回不去的中国遥相呼应,这里的中国不是民国,亦不是1949年后的大陆,而是一个由浮城众人所想象出的乌托邦般的“中国梦”,桃红柳绿,家常而安宁,深深地慰藉了海外华人颠沛流离的离散经历,更满足了移民们对故土的思念之情。凡此种种,让该片在台湾创下接连上映六十三天,票房收入逾八百三十余万。

  一直以来,白光都是女明星中的异类。她成名于40年代的上海,在其所主演的《荡妇心》、《一代妖姬》等片中,她的定位都是放荡、狠毒的。烫着波浪形的卷发,穿着紧身旗袍,烟不离手,一把慵懒的女中音,轻蔑又骄傲地吟唱着“你是虔诚的和尚,我是庄严的女菩萨”,可谓是颠覆男权的先驱。然而白光所饰演的角色,却基本上不得善终,或为情而死,或沦为阶下囚。作者将此现象,归结于彼时父权社会的集体焦虑,大环境已经兵荒马乱,而当女性不再卑躬屈膝,当她们的诱惑力对社会构成威胁,为了掩饰某种自怨自艾的心理,男性必须利用所掌握的话语主导权,在电影的文本层面对她们进行批判和惩罚。尽管如此,女性力量的崛起却还是有目共睹,拿白光来说,在1949年赴港时,媒体曾指她此举为“逃难”,而她本人却颇为不屑地作出否认,她回应“我怎么也不逃避,新国家、新潮流、新时代,一切新的东西,我都接受!”以昂首挺胸的姿态拒绝被贴上标签,字字句句,掷地有声。

  作者更提出了时装片中的“花花公主”概念,例如在《四千金》中叶枫所饰演的二姐Helen,她美丽而风流,最爱横刀夺爱,又把“玩玩有何不可”挂在嘴边,从不为组建家庭的事宜所烦恼。她们时髦摩登、风度翩翩,在电影里,她们是作家、是空中小姐、是画家,是女学生,皆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体面的身份,没有太多政治和文化的包袱,敢爱敢恨。这样传统婚恋观念的反叛者形象,在今时今日的社会中,也不算少数,而作为1957年的电影作品,它的预言意义,自然也不言而喻了。在《上海传统、流离心绪与女明星的表演政治长城影业公司的创作特色与文化选择》一文中,苏涛延续了对“女明星”这一群体的关照,并以素来以离经叛道著称的“坏女人”,影星白光的银幕角色和个人经历为案例,追溯了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南来影人,身处历史转折之中的心路历程。若不是作家张爱玲为电懋写过《情场如战场》等剧本,大概一般观众,皆对这间电影公司知之甚少。其实,在当年的右派影坛,电懋与邵氏,常年处于打擂台的状态,前文所提到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邵氏在知悉电懋要开拍《梁祝》之后,投入人力物力,全力抢拍的速成之作。现代人只知道“邵氏出品,必属佳片”的口号,殊不知在当年的影坛,其实是有左、右派之分,左派的“长凤新”,即长城、凤凰、新联,风靡大陆的夏梦、陈思思、石慧,即是隶属长城影业公司的“长城三公主”;在《“电懋”电影中的女性身体、现代生活方式与都市空间》一文中,作者对电懋公司的“女明星”作出了新的定义:既是都市想象的载体,又是现代生活方式的代言人。右派则由同为南洋背景的邵氏与电懋公司你方唱罢我登场地各领风骚。另一种风格的女性形象,来自与邵氏公司相互抗衡的电懋公司。若不是1964年电懋高层赴台湾参加亚洲影展遭遇空难,使得整个电影帝国如庞贝城般一夕之间土崩瓦解,恐怕整个二十世纪后半叶的香港电影史,都将需要改写。

  每当提起港产片,人们往往会想起徐克、吴宇森、王家卫等笑傲江湖的大牌导演,以及张曼玉、周润发、梁朝伟等一连串熠熠生辉的影坛明星。你所不知道的是,在1949年以后,七八十年代电影新浪潮之前,有这样一个美妙而复杂的幽微地带战后香港的国语电影,它们既包含着以旧上海、老北平为核心的“大中国底色”,又蕴藏着作为殖民地的香港所特有的现代节奏与都市繁华。苏涛《浮城北望》所勾勒的,就是这样一幅属于战后香港国语电影的独特图景,武侠片、黄梅调、歌舞片、风月片,那些定格在大银幕上的瞬间,虽俱往矣,而其背后那份不灭的情怀,却在相隔近半世纪之后,由作者娓娓道来,可一而不可再。

  2014年5月每当提起港产片,人们往往会想起徐克、吴宇森、王家卫等笑傲江湖的大牌导演,以及张曼玉、周润发、梁朝伟等一连串熠熠生辉的影坛明星。

  年代固然已经远去,而普世价值却总是相似的。从故纸堆中召唤那段鲜为人知的过往,揣摩那份遥远的乡愁,悉数银幕上下,明星形象伴随历史脚步的变迁,或者按图索骥,观看几部香港国语老片,去感受那陈旧却独具魅力的光影,去理解轻歌曼舞背后的风华,这也许是苏涛《浮城北望》这本书对于一般读者最重大的意义。然而,若你本身就是熟知这段历史的老电影爱好者,这本书则带领着你缅怀那段最美好的岁月,重温熟悉的名字与典故,我想,就如同国语电影之于移民港人一样,对你来说,在嘈杂的当下,《浮城北望》也是一种抚慰,一份寄托,一隅情怀的避风塘。

  书名中的“浮城”,顾名思义,指的是香港。经历了战乱的年代,大批大陆新移民南下,他们一度将这里视为暂时落脚的驿站,殊不知寄居在此“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中再也回不去,便度过了一生一世。在这样的背景下,苏涛在《梁山伯与祝英台:爱情传奇、古典美学与“南来影人”的家国想象》一文中,剖析了六十年代邵氏电影公司所出品的黄梅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席卷港台及东南亚的最重要原因慌乱的大时代里,庶民百姓们的那份无处安放的乡愁。本身就是南迁移民的李翰祥自编自导,将梁祝这个人尽皆知的爱情故事,借助大量的移动镜头,复杂的场面调度,以及穿插在情节之中,经过现代化改造后,朗朗上口的黄梅调唱段,营造出气韵生动的影像。